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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斷交風暴到教廷聖歌 王豫元的外交人生

最後更新日期 : 2026-07-21

從斷交風暴到教廷聖歌 王豫元的外交人生
文/張玲禎


許多人看外交官都認為外交官外表光鮮亮麗,說著流利外語穿梭在國際政要或名流商賈之間。事實上,外交官看似站在國際舞台的聚光燈下,真正的考驗卻常發生在看不見的地方,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校友王豫元,正是這樣一位將外交專業落實在不同現場和細節的外交人員。從外放駐美大使館及臺美斷交時參與駐美代表機構搬遷,到擔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駐阿根廷代表、歐洲司長、駐荷蘭代表,再到出任駐教廷特任大使,促成我國總統首次出席新任教宗就職典禮,他的外交生涯橫跨重大歷史時刻,也充滿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


外交官的第一場硬仗 臺美斷交現場

 

王豫元文大畢業後曾短暫進入媒體工作,後來參加外交特考以第二名的資格進入外交部被幸運地分發到有「天下第一司」之稱的北美司。這是他夢寐以求的單位,但一開始並不輕鬆。當時北美司多為臺大、政大畢業同仁的天下,他也曾因文大的學歷背景受到同仁「刮目相看」。
面對這些眼光,王豫元沒有氣餒,而是選擇用實力證明自己。真正考驗很快來臨。他派華府駐美國大使館擔任三等秘書不久,就遇上1978年12月15日美國卡特總統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的重大事件。那不只是外交上的重大衝擊,也是迫在眼前的挑戰。大使館如何搬遷?文件如何保存?雙橡園產權如何保衛?王豫元回憶,當時協助處理大使館搬遷與相關事務的過程,至今仍歷歷在目。
尋找新據點也不容易,每天都有FBI特工在門口監視。為了搬遷事宜,王豫元和同事們齊心努力終於在12月30日,大陸與美國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的前一天將大使館機密文件,雙橡園文物搶運離美返國。
這場斷交風暴,是王豫元外交生涯早期最嚴峻的考驗之一。外交在此刻不再只是國際禮儀或正式聲明,而是如何在有限時間內,守住國家的尊嚴、資產與後續運作的可能。

 

禮賓工作的細節,是看不見的外交工程

 

自駐美代表處國會組組長歷經10年後,調昇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禮賓工作看似講究儀節,實際上卻是一門高度精密的外交工程。自駐美代表處國會組組長歷經10年後,調昇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禮賓工作看似講究儀節,實際上卻是一門高度精密的外交工程。

擔任禮賓司長期間,他除曾率領先遣小組出訪勘察策畫,嗣後並陪同李登輝總統首次正式出訪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史瓦帝尼,南非共和國。也規劃及陪同李元簇副總統,連戰院長及錢復部長正式出訪不同國家。王豫元說,許多安排或許不會出現在新聞畫面裡,卻是外交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他而言,外交官必須能在大局中掌握方向,也必須在細節中避免風險。真正專業往往就藏在這些外人看不見的準備裡。


教廷唱《聖母頌》 用文化理解拓展外交

 

王豫元外交生涯中另一段重要經歷,是擔任駐教廷特任大使。教廷是天主教的核心,也是我國在歐洲的重要邦交國。對王豫元而言,駐教廷不只是一般外交任務,更需要深刻理解宗教、文化與象徵意義。

採訪過程中,王豫元展現了驚人的好歌喉。他能演唱不同版本拉丁文《聖母頌》,也常與各國大使、神父共同演唱不同語言版本的聖歌。這份能力,一方面來自他年輕時對音樂的喜愛,另一方面也展現他跨越語言與文化的外交本事。

有趣的是,王豫元小時候曾在基督教會做禮拜,初中時因為鄰居是神父,又接觸天主教,高中時甚至到修道院試住了兩個月,後來發現自己並不適合神職生活而離開。到了大學時期,他又受到在文大任教的國學大師南懷瑾啟發,對佛學產生濃厚興趣,轉而往佛學精進。

被問到駐教廷時是否曾產生宗教上的衝突,王豫元幽默地說:「在教廷禱告時,我就把聖母瑪利亞當作觀音菩薩的化身嘛!觀音菩薩打破國界也可以有男有女,放下就通了。」話說得輕鬆,卻透露出他對不同文化與信仰的理解。他不是用對立的方式看待差異,而是用轉化、包容與幽默找到共同語言。外交有時不是硬碰硬的談判,而是在對方的文化脈絡裡,找到可以靠近彼此的方式。


教宗退位時 取消休假進行外交安排

 

2013年春節期間,教宗本篤16世突然宣布退休。當時王豫元原本已準備休假返臺,但一聽到消息,立刻取消行程,留在教廷處理後續外交安排。這個判斷,後來成為重要關鍵。王豫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成功促成教廷同意馬英九總統出席新任教宗方濟各2013年3月19日的就職典禮。這是臺灣重要的外交突破,至今尚沒有第二位中華民國的總統見過教宗或出訪教廷,這是中華民國外交的困境,一個邦交國總統到邦交國居然這麼困難。也是王豫元認為自己「外交生涯中極具代表性成功的一頁」。
 

文大風雨中的英文課,埋下外交官的種子
 

回看王豫元的外交養成,中國文化大學是重要起點。王豫元回憶,自己不是很會念書,年輕時的他受到美軍廣播電台影響很愛唱西洋歌曲,中學時還組過樂團,除了唱歌,也會彈吉他。他風趣地自嘲,自己不擅長數學,在母親鼓勵下決定以政治或法學為目標,最後進入文大政治系。

文大的風雨,至今仍是他記憶中鮮明的畫面。他特別感念中國文化大學偉大的創辦人張其昀博士,把許多不同領域曠世奇才的大師級教授,在學校經費困難的情況下聘請到文大任

教。提到啟發他英語能力的資深外交官鄭震宇教授。鄭教授總是在文大的風雨中,抱著巨大的皮包,頭戴英倫風帽子,撐著一把雨傘,說著一口流利英語,就像走在倫敦街頭的紳士,教我們背誦無數莎士比亞的名言及邱吉爾首相的演講。

王豫元回憶,當時中國文化大學大師雲集。除了倫敦大學畢業的鄭震宇教授,還有臺灣第一位本土培養的博士、時任政治系主任周道濟。

周道濟經常讓王豫元朗讀英文文章,幫助他改善發音,鼓勵他日後投考外交官。他在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也受教於國際法專長的張麟徵教授等等。王豫元認為,正是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薰陶,奠定了他日後成為外交官的基本素養。
 

三份工作中準備外交特考
 

王豫元很早就立定志向,決心成為外交官。不過,當時能考上外交特考的人數極少。在老師建議下,他決定先運用所學找工作,並準備外交特考。他1971年8月預備軍官退役後即考取中央日報英文編譯及中國廣播公司海外部英語記者。
這些工作讓王豫元探索了18般武藝。除了翻譯外電,也要到新聞現場採訪;採訪結束後,還要進行英語以短波播報。這份工作讓他在實務中不斷磨練語言能力與臨場表達。工作之餘,他還考取交通部觀光局第一期英語導遊資格,在1973年底經過三試通過外交特考前的兩年四個月期間,他白天在中廣公司擔任記者,晚上九點到深夜一點到中央日報當英文編譯,週末假日到旅行社擔任外語導遊,帶歐美觀光客到景點及故宮博物院參觀。

在同時兼顧三份工作的情況下,王豫元靠著驚人的勤奮與嚴格的時間管理,不斷鍛鍊外語能力,也在備考過程中累積大量實戰經驗。最後,他成功考取外交特考進入外交部工作。
 

人生可以早定志向,也可以勇敢轉彎


王豫元的人生哲學認為,人生不只有一條路,早早立定志向,並為目標努力,固然很好,但現在的社會與國際局勢比過去更加複雜,AI快速的發展讓人目不暇,現在是計畫趕不上變化,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要不停地學習,在大學科系裏先把基本功及專業能力扎實練好。如果有一天改變跑道,也能立即掌握。這也是他給文大學弟妹們的誠摯建議。

訪談中王豫元回憶起自己擔任駐教廷大使時的一位蔡姓秘書。王豫元笑說,蔡秘書除了具備專業外交能力,在料理上也極有才華及興趣,王豫元在許多外交宴會上的酒單及菜單有他挑選解說常讓賓主盡歡。後來蔡秘書任滿後毅然決定留在歐洲學習廚藝,放棄外交生涯。學成返國後,他在南部家鄉開設私廚,如今成為當地最難預約的餐廳之一。王豫元笑說,就連他自己都預約不到。

從臺美斷交風暴中的大使館搬遷,到教廷外交現場的一首《聖母頌》;從文大風雨中的英文課,到同時三份工作中準備外交特考,王豫元一路走來,靠的不是一時光環,而是長年累積的語言能力、專業判斷與開放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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